周新國:現代口述史與新編地方志

作者: 時間:2019年08月19日

史料與口述史料

  歷史是已經逝去的永不復返的客觀發展過程。就歷史事件和人物而言, 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 隨后便消失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之中。它不可能在實驗室里多次重復實驗。因此, 人們認識、了解過去, 只能靠過去歷史遺留的史料。

  史料是過去社會在物質、文化和社會運動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遺留的記載和遺跡。它可分為三大類:文字史料、文物史料、口述史料。地方志就是重要的文字史料;個人和國家收藏以及出土的文物是文物史料;口述史料主要指經過口傳或為后人記錄成為史料的民間傳說、社會歌謠、歷史人物講話、錄音錄像以及訪問調查的原始資料, 對這些資料的發掘和整理被稱作口述史學。

口述史學的形成

  早期口述史在形態上多為口述史料, 在古代中國和外國都有。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 史官“左史記行, 右史記言” , 這里的“言” , 就是口述史料。春秋戰國時期, 諸子百家中有不少口述, 如《詩經》《楚辭》《論語》等書記載的口述、歌謠等。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更是大量使用口述史料, 從其所撰的“本紀” “世家” “列傳” 中均有反映。清代顧炎武編纂的《日知錄》中也有大量的口述史料。而蒙古族中流傳的《格薩爾王》則是代代相傳的早期口述史。同樣, 《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歷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都是西方早期口述史的代表作。

  現代口述史學亦稱現代口碑史, 或稱現代口碑史學, 它是在20 世紀中葉逐步形成的一個新史學流派, 它主要指:由準備充分的訪談者, 以筆錄、錄音或錄像等方法并以史學研究為基礎, 收集整理的以傳記為主的人物、事件或典制等成果, 在記述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歷史事實的同時,還具有面向社會下層和大眾化的新的歷史理念。它在具有史料功能的同時也有史學研究成果的意義。

  西方現代意義的口述史學建立在20 世紀30 ~ 40 年代前后。1938 年, 由新聞轉行歷史的美國學者愛倫·芮文斯在其所著的《通往歷史之路》一書中提出了“口述歷史學研究” 的理念和呼吁, 并于1948 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立了現代口述史研究室、檔案館。該校口述史檔案保留的對張學良的采訪, 曾經震動了中國和世界。1953 年, 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類似的口述史博物館。1957 年, 利哥倫比亞大學出版《口述史料匯編》。1967 年, 美國口述史協會成立, 其協會會員可以說遍布全美。1987年,國際口述史協會在英國牛津成立,并定期在歐洲舉行會議。  

  概括起來, 現代意義的口述史學建立的標志至少有這樣幾個:一是它在記述重要歷史人物或重大歷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并反映歷史真相的同時, 還具有面向全社會特別是社會下層的新的歷史學理念。二是采用筆錄和音像錄制等新技術并結合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法而完成的大量而豐富的面向全社會包括社會精英和下層的口述歷史的實踐。三是有了較為廣泛的學術研究組織和工作部門或機構。四是形成了一套明確的工作規范、法律規范。五是構建了較完整的口述史學理論。

  傳統口述史與現代口述史學的共同點在于都是口述歷史的記錄, 并以口述和文字為基礎形成史料或史學著作而代代相傳, 有的還形成了以音像為載體的史料或史學著作。其不同點也是明顯的, 概括起來至少有這樣5個方面:

  一是方法手段不同,傳統口述史口述代代相傳,輔以筆記;現代口述史學以口述、筆記、錄音、錄像、光盤、電視、電影等為主。二是理念不同,傳統口述史記述社會精英、王侯將相等;現代口述史記述整個社會從社會精英到各個階層,尤其重視社會下層以及習俗等。三是成果不同,傳統口述史的成果主要是代代相傳的傳說或在部分著作中作為史料;現代口述史的主要成果有實踐成果(著作、資料匯編、錄音、錄像、電影)和理論成果。四是組織機構不同,傳統口述史沒有組織機構,現代口述史有專門機構,如口述史協會、口述史檔案館、口述史博物館。五是工作規范不同,傳統口述史沒有工作規范,現代口述史有完整的工作守則、工作規范、法律規范等。

中國口述史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史學界已開始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口述史調查和訪談的口述史實踐,其成果如中共的高級軍事將領和黨政要人的回憶等, 如《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1958~1960 年山東大學歷史系師生在山東省有關縣市開展的調查義和團活動情況;南開大學歷史系與博物館合作調查天津地區郊縣村鎮, 訪問123位義和團骨干、千余名參加過義和團的老人, 記錄了80 萬字資料。1957~1960年揚州師范學院(今揚州大學)師生調查辛亥革命時期江蘇的情況并出版《辛亥江蘇地區史料》,1991年重新調查續編《辛亥江蘇光復》;1961年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做了對洪江會調查,形成《洪江會調查報告》《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并于1962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規模最大的是全國政協主辦的《文史資料》, 這是文獻資料與口述史資料的結合, 收集了從晚清到民國重大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資料, 共出版150 多輯,它將調查訪問、筆錄和回憶共同結合,形成了這一時期口述歷史的風格, 雖不一定是完全現代意義上的口述史學, 但其總體上可納入口述史學實踐的范疇。

  這一時期,總體看來傳統的口述史實踐成果完成較多,而以現代口述史學理論支撐的成果較少;參與采訪、調查的人數較多,但真正符合現代口述史學工作規范、法律規范和技術規范的人員較少;各地區、各部門的行動較多,而全國統一組織的行動較少,尤其缺少統一的規劃和缺少全國的學術組織、機構等。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的口述史學與國際口述史在理論與實踐上開始接軌, 并在多方面推動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現代口述史學的形成。1986 年箐舜在《西北大學學報》第3 期發表了《口碑史學的方法評析》一文, 這是國內史學界較早介紹現代口述(碑) 史學的文章, 著重介紹了湯普森的口述史觀點“人民的歷史”。

  現代口述史理論推動了中國當代口述史的形成,20世紀90年代,一些報刊雜志如《光明日報》《當代中國史研究》等分別專門開辟口述史學專欄。這時期還形成了一批現代口述史成果:鐘少華《早年留日者談日本》、張曉《西江苗族婦女口述史研究》、定宜荘《最后的記憶:16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等。

  新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口述史研究學術會議不斷召開,口述史的實踐成果全方位呈現。如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設有《口述歷史》欄目,在《大家》《見證》《面對面》等欄目中也采用了口述歷史的方法。網絡、報刊、出版中也以各種方式呈現口述史的成果。口述史的熱潮呈現三個方面特征:一是口述史被運用于史學研究以外更多的領域,二是自下而上的民眾口述史的初步形成,三是就口述史發展的全國不同態勢來說,目前北京、上海、吉林、江蘇、浙江、四川、山西、廣東,大致形成了中國當代口述史研究的八個區域,各具特色。

  目前,江蘇口述史內容眾多。包括抗戰國共老兵口述、日軍江蘇殘暴罪行口述、新中國建立后江蘇合作化口述、江蘇對私改造口述、江蘇改革開放口述等等。

口述歷史工作規范

  嚴守道德倫理。一是口述歷史訪談者必須具備史學的基本道德操守,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尊重同行的勞動成果;尊重他人,尊重隱私。二是明確訪談者對于受訪者應盡的責任,必須告知受訪者該口述計劃的目的和程序以及預期用途,雙方的責任和權益及可能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三是訪談者對于公眾應盡的責任,保持口述資料的客觀完整,公開后訪談者和受訪者依照協議共同對口述資料的真實性負責。四是訪談者對于贊助者應盡的責任,在堅持學術客觀性的基礎上,應該充分尊重贊助機構或委托機構的要求,尤其是必須履行雙方簽署的合作協議。

  遵循法律規范。一是遵守法律規定,以雙方約定為前提,厘清口述成果的著作權。二是遵守道德,以法律為準繩,避免口述訪談對第三者的誹謗。訪談者秉承客觀公正的學術道德準則,不妄評價,不亂評價;尊重歷史,尊重他人。三是尊重人格,以公民權利為依據,尊重避諱,謹防侵犯他人隱私權。尊重民俗、民族以及宗教傳統,尤其是相關避諱的觀念習慣。熟悉我國《民法通則》等相關法律中關于對公民隱私權法律條文。尊重習慣,遵守法律,不侮辱、不丑化他人,不隨便宣揚他人隱私。

  規范訪談流程。搜集、查閱、整理有關訪談計劃所涉及的有關資料編寫訪談提綱,設計訪談問題,并提前將訪談提綱送達受訪者。訪談提綱的制定一般包括:受訪對象基本情況,包括家世、籍貫等。與訪談主題有關的時代、社會背景問題。根據訪談選題,設計具體的問題。關于“時間”、“地點”、“數字”等的具體細節問題。

  謹慎對待資料處置。一是口述資料的編輯、整理以尊重受訪者口述原始資料,不刪改、不添加為原則。二是口述資料的保存、歸檔按照相關檔案技術規范要求進行,文字稿一般一式三份,都應有訪談者和受訪者的認可簽字。三是口述資料的發表、公開以事先約定和法律協議為依據,注意版權問題。

口述歷史與新編地方志

  口述史在地方志編纂中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一是口述史為新編地方志補充內容。過去地方志以文獻和檔案為主流,現在應當考慮補充口述資料,使其內容更完整、更全面、更系統,并可與文獻、檔案相互印證。二是促進開門修志,更加體現人民性。將普通人的生活、社會變遷和人民大眾對歷史認知記載入志,體現“修志依靠人民”的觀點,體現“自上而下修志”與“自下而上修志”的結合,凸顯人民的主體地位,增加了社會公眾參與,比如網絡平臺全方面收集修志資料,體現了開門修志。三是增加了方志的可讀性。方志由于體例的要求,常使人感到呆板、不生動,而口述史的入志,屬于“私人記憶”,其補充的細節、口語化使之更接地氣,有可讀性。

  口述史工作的采訪、錄音、錄像、編輯整理、研究等,與傳統方志編纂是大的飛躍;口述史資料的編輯入志也增加了方志的教化、存史、資政的可能,使工作領域拓展。在具體操作中,可以根據需要慎重選擇入志的范圍,選擇“三親者”(親歷、親聞、親見)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記述時可直接考慮傳承人,同時在工作方式也要考慮上門采訪、集體座談、組織課題等。

  (作者為揚州大學原副校長、江蘇省歷史學會會長、江蘇省地方志學會顧問)

  (文章轉載自公眾號方志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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